Achr receptor

目的 研究胃复春胶囊对人胃癌细胞株MKN-49P的作用，为胃复春胶囊在抗消化道肿瘤方面的应用提供新的依据。方法 将Sphenolic bioactivesD大鼠随机分为2组，即对照组、胃复春胶囊组。胃复春胶囊组取胶囊内容物，以生理盐水混悬，按300g/(kg·d)剂量ig给药，对照组大鼠ig 2 mL生理盐水，共5 d。末次给药后2 h，在无菌条件下，ip 10%水合氯醛（350 mg/kg）麻醉，腹主动脉取血，分离Caspase抑制剂血清，经灭活处理后，置于-20℃冰箱保存备用。用不同质量浓度（0、2.5、5、10、20、30、50、80、100μg/mL）的胃复春胶囊含药血清处理MKN-49P细胞，采用MTT法检测细胞活力。加入各质量浓度（25、50、100μg/m L）胃复春胶囊含药血清，流式细胞术Annexin V/PI双染色检测细胞凋亡情况，Hoechst染色法检测细胞形态，细胞划痕实验测定细胞的迁移能力，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STAT）蛋白、核转录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及与细胞凋亡相关的蛋白表达情况。结果 胃复春胶囊含药血清能够剂量和时间相关地降低MKN-49P细胞的活力，并可诱导MKN-49P细胞凋亡。Hoechst染色显示细胞膜通透性增强；细胞划痕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0μg/mL）相比，不同浓度胃复春胶囊含药血清（25、50、100μg/mL）可浓度相关性地抑制MKN-49P细胞的迁移。MKN-49P细胞经过25、50、100μg/mL胃复春胶囊含药血清分别处理24 h后，MKN-49P细胞中STAT3的磷酸化减弱，NF-κB信号通路相关的蛋白表达量下调，抗凋亡蛋白表达量下降而促凋亡蛋白表达量增加。结论 MDV3100纯度胃复春胶囊含药血清能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并显著降低细胞迁移能力，其作用机制推测与NF-κB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 探讨乳腺钼靶X线诊断与凝血指标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价值。方法 以2018.4～2021.4收治的80例乳腺病变患者为对象，均接受乳腺钼靶检查。检测患者凝血指标，分析其鉴别乳腺病变性质的价值。结果 80例患者经手术病理确诊为乳腺癌46例，乳腺良性病变34例。恶性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水平低于良性组，纤维蛋白原（Fbg）水平高于良性组（P<0.05）。aPTT、PT、Fbg诊断乳腺恶性病insect biodiversity变的AUC分别为0.643(95%CI:0.528～0.747)、0.92VE-822配制7(95%CI:0.847～0.973)、0.789(95%CI:0.683～0.872)。凝血指标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91.30%、88.24%、90.00%；乳腺钼靶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82.61%、82.35%、82.50%；联合检测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97.83%、94.12%、96.25%。联合检测诊断乳腺癌的准确度高于凝血指标及乳腺钼靶（P<0.确认细节05）。结论 乳腺恶性病变患者患者凝血功能亢进明显，与乳腺钼靶X线联合鉴别乳腺疾病性质的价值较高。

目的：探讨蒽环类药物序贯曲妥珠单抗治疗导致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7年4月至2020年1月该院Taurine细胞培养采用蒽环类药物序贯曲妥珠单抗治疗的乳腺癌患者169例，观察其心脏毒性发生情况，分为心脏毒性组与非心脏毒性组。记录并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肿瘤分期、高血压史、糖尿病史、高脂血症史、联合放疗和蒽环类药物种类等因素的差异。通过Logistic回归，分CB-839研究购买析蒽环类药物序贯曲妥珠单抗治疗后乳腺癌患者出现心脏毒性的危险因素。结果：169例采用蒽环类药物序贯曲妥珠单抗治疗的乳腺癌患者中，发生心脏毒性患者57例，心脏毒性发生率为33.73%。心脏毒性组与非心脏毒性组患者在高脂血症史、联合放疗和蒽环类药物种类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无高脂血症的患者，高脂血症患者发生心脏毒性的风险增加(OR=5.068,95%CI=2.209～11.628);相对于无联合放疗的患者，左胸放疗患者发生心脏毒性的风险增加(OR=3.734,95%CI=1.448～9.628);相对于使用表柔比星治疗的患者，使用吡柔比星治疗的患者发生心脏毒性的风险更小(OR=0.407,95%CI=0.182～0.911)。结论：采用蒽环类药物序贯曲妥珠单抗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发生率较高。表柔比星治疗、高脂Renewable biofuel血症史和左胸放疗史是蒽环类药物序贯曲妥珠单抗治疗导致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通过对老年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合并高血压患者25-羟维生素D[25-hydroxyvitamin D,25(OH)D]水平的测定，探讨其与老年T2DM合并高血压患者抑郁情绪的关系。方法 收集172例老年T2DM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本情况、既往史、健康相关行为、25(OH)D、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Adavosertib采购in cholesterol,LDL-C）、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运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依据HAMD-24项评分将受试者分成T2DM合并高血压及抑郁症组（A组）和单纯T2DM合并高血压组（B组），运用Pear_son相关分析评价抑郁症与血清25(OH)D水平及其他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T2DM合并高血压患者抑郁情绪多因素间的相关性。结果 172例T2DM合并高血压患者中25(OH)D严重缺乏者为28例（16.3%），缺乏者为84例（48.8Calcutta Medical College%），不足者为40例（23.2%），充足者仅为20例（11.5%）。A组日光浴、体育锻炼、25(OH)D、HDL-C水平低于B组，HbA1水平高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25(OH)D、日光浴、体育锻炼、HDL-C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r_s=-0.532,r_s=-0.228,r_s=-0.315,r_s=-0.213,P <0.05）;HbA1c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r_s=0.338,P <0.05）。结论 老年T2DM合并高血压患者体内的25(OH)D普遍缺乏；低25(OH)D、高HbA1cABT-199研究购买、体育锻炼时间少及减少日光浴是老年T2DM合并高血压患者易产生抑郁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

如今世界发病率与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肺癌，为了更好地了解肺癌的分子机制，提出了肺癌相关的基因共表达网络的构建方法。首先使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MAPK抑制剂on network analysis，WGCNA)方法分析在肺癌组织和邻近正常组织中差异表达的基因，然后将差异表达的基因转化为模块和枢轴基因(Hub基因)鉴定，共获得8个模块。计算每个模块特征向量基因(模块特异性基因)和样本特征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最终得到与肺癌高度相关的模块(蓝色模块)。蓝色模块的基因被确定为碳酸酐4JQ1抑制剂，该枢转基因在模块中起重要作用。使用在线工具DAVID(注释，可视化和集成搜索数据库)在蓝色模块中执行基因功能分类(gene ontology，GO)增强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High-risk cytogenetics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途径分析。GO分析表明该蓝色模块具有调节Rho蛋白信号传导，生物黏附和糖结合等生物学功能。KEGG分析表明该蓝色模块参与了轴突的诱导和O-聚糖的生物合成途径。分析表明，文章中识别高度相关的模块和关键基因在肺癌的发展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探讨转胶蛋白（transgelin）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及与患者临床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475例结肠癌患者的结肠癌组织及50例距病灶5 cm以外的癌旁组织，免疫组化法检测transgelin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随访时间16～51个月，记录患者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结肠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 结肠癌组织中transgelin蛋白阳性表达率为42.32%，明显低于癌旁组织的88.00%(P﹤0.0DS-32011)。浸润深度累及浆膜、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为C～D期结肠癌患者结肠癌组织中transgelin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明显低于浸润深度未累及浆膜、无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为A～B期患者（P﹤0.01）。随访时间16～51个月，transgelin蛋白阳性表达患者的平均PFS和平均OS分别为46.081个月、47.128个月，明显长于transgelin蛋白阴性表达患者的43.050个月、44.241个月（P﹤0.01）。多因素Cox分析结果显示，结肠癌患者年龄≥60岁、浸润深度累及浆膜、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为C～D期均为结直肠癌患者PFSsecondary pneumomediastinum、O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transgelin蛋白阳性表达均为结肠癌患者PFS、OS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结论 transgelin蛋白表达与结肠癌患者BMS-907351作用临床特征、预后密切相关，临床可通过检测其表达水平来评估患者的病情及预后，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参考。

目的 探讨左心房黏液瘤患者术后院内新发心房颤动（房颤）的危险因素，并评估其对患者远期生存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武汉市中心医院31例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52例共83例术前为窦性节律的左心房黏液瘤患者为研究SBE-β-CD分子式对象，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房颤分为新发房颤组与无新发房颤组，比较两组一般资料、超声心动图数据和手术信息。并在出院后随访4～6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48个月，比较两组远期生存情况。结果 所有患者年龄42～69岁，平均（54.8（龄组时间）岁，男38例，女45例。新发房颤组27例，术后新发房颤概率为32.5%。与无新发房颤组比较，新发房颤组年龄[(51.9颤组比较，新岁vs.(60.8，新发房颤岁]更高，新发房颤组左心房直径[33.0(27.0，40.0)mmvs.44.0(35.5，49.5)mm]更大，术中主动脉阻断时间[29.6(27.3，43.5)minvs.40.5(37.2，56.1)min]和术后住院时间[9.8(9MRTX1133配制.0，10.5)dvs.12.5(11.5，12.8)d]更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所有患者5年总生存率为96.3%，两组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左心房直径、主动脉阻断时间为术后新发房颤的独立影响因素（P＜infection-prevention measures0.05）。结论高龄、左心房直径增大、主动脉阻断时间延长是左心房黏液瘤患者术后新发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新发房颤并不增加远期死亡率。

目的 通过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探究益气解毒方的有效成分及其作GSKJ4纯度用于原发性肝癌的主要生物过程及信号通路，阐明益气解毒方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作用机制。方法 通过TCMSP、Uniport、Genecards、String等数据库，以及Cytoscape3.8.2软件得出药物、疾病最终靶点基因；通过DaBMS-907351作用vid数据库对药物-疾病共有基因做GO、KEGG富集分析；通过Pubcham、RCSB、Autoduck将药物有效成分与最终核心基因进行分子对接；通过细胞活力检测、Western blot、实时荧光定量PCR实验研究不同浓度的益气解毒方对于核心基因DHX9、HNRNPK、NCL、PABPC1表达的影响。结果 筛选得出8个最终核心基因：DDX5、HNRNPK、medical comorbiditiesPABPC1、DHX9、RPS3A、RPS3、RPL13、NCL。GO分析显示：主要生物过程为Ephrin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Movement of cell or subcellular component、Blood microparticle、Focal adhesion、Iron ion binding;KEGG分析显示：Ras信号通路的基因数最多。分子对接结果显示药物有效成分与最终核心基因均可以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对接，其中PABPC1与Stigmasterol结合能最高。Western blot、实时荧光定量PCR实验结果显示，当含药血清浓度逐渐增大时，细胞活力逐渐受到抑制（P<0.01),HepG2中蛋白相对表达量逐渐降低（P<0.05);HepG2中蛋白的mRNA相对表达量逐渐增高（P<0.05),HepG2+10%含药血清培育48 h对HepG2中DHX9、HNRNPK、NCL、PABPC1表达影响最明显（P<0.05）。结论 益气解毒方通过多种有效成分与DHX9、HNRNPK、NCL、PABPC1的结合，调节原发性肝癌的的病毒表达，从而治疗原发性肝癌。

目的分析双能量CT参数联合血清Ⅰ型前胶原N端前肽(PⅠNP)和Ⅰ型胶原羧基端肽β特殊序列(β-CTX)鉴别诊断脊柱肺癌骨转移瘤和骨髓瘤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晋城市人民医院2019年10月至2021年3月54例脊柱肺癌骨转移瘤和50例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入院当天行双能量CT检查, 记录40～80 keV(能量间隔为10 keV)能量水平下的CT值;治疗前采用化学免疫发光法检测血清PⅠNP和β-CTX水平。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双能量CT 40～80 keV能谱曲线CT值及血清PⅠNP和β-CTX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双能量CT 40～80 keV能谱曲线CT值、PⅠNP和β-CTX单独及联合对疾病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脊柱肺癌骨转移瘤患者双能量CT 40～80 keV能谱曲线CT值和血清PⅠNP、β-CTx均明显高于骨髓瘤患者[79.86(61.20, 116.32)HU比58.29(46.92, 64.03)HU、64.48(50.27, 90.08)HU比45.78(38.59, 56.75)HU、57.35(43.31, 78.04)HU比43.62(36.91, 54.06)HU、selleck Baricitinib52.05(42.98, 75.79)HU比41.26(32.84, 51.76)HU、45.52(38.55, 63.59)HU比36.68(28.72, 49.83)HU、66.35(31.15, 81.97)μg/L比31.38(27.76, 34.50)μg/L和0.61(SCH772984使用方法0.48, 0.67)μg/L比0.49(0.47, 0.52)μg/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双能量CT 40～80 keV能谱曲线CT值联合对脊柱肺癌骨转移瘤与骨髓瘤鉴别诊断的灵敏度高于单个能谱曲线CT值(83.33%比59.26%、61.11%、62.96%、64.81%和66.67%), 曲线下面积(AUC)也高于单个能谱曲线CT值(0.882比0.798、0.811、0.817、0.801和0.77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0.05);血清PⅠNP联合β-CTX对脊柱肺癌骨转移瘤与骨髓瘤的鉴别诊断灵敏度高于单个血清指标(81.48%比57.41%和62.96%), AUC也高于单个血清指标(0.829比0.753和0.729), 差异有统计whole-cell biocatalysis学意义(P0.01或0.05);全部指标联合对脊柱肺癌骨转移瘤与骨髓瘤的鉴别诊断灵敏度高于单纯双能量CT 40～80 keV能谱曲线CT值联合和PⅠNP联合β-CTX(98.15%比83.33%和81.48%), AUC也高于单纯双能量CT 40～80 keV能谱曲线CT值联合和PⅠNP联合β-CTX(0.976比0.882和0.82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指标单独和联合的特异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脊柱肺癌骨转移瘤相较于骨髓瘤双能量CT 40～80 keV能谱曲线CT值、血清PⅠNP和β-CTX水平均明显升高, 且上述指标联合对二者有理想的鉴别诊断价值。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 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获悉更多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更多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 其中男性48例, 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 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 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 中分化37例, 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 行单纯免疫治疗, 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 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 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 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 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 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 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 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 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 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 直肠癌根治术81例, 结肠癌根治术11例, 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 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 Ⅲ级并发症8例(8.5%), 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 DCR为98.9%(93/94), ORR为88.3%(83/94), pCR率41.5%(39/94), MPR率Confirmatory targeted biopsy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 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 MPR率为58.8%(40/68)。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 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